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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柳青年画:机器时代的手工坚守
时间::2014-01-20     稿件来源:光明日报

杨柳青年画师傅在画年画。资料照片

杨柳青代表性年画:莲年有馀。资料照片

  马年春节前的津门杨柳青镇,家家点染,户户丹青。

  娃娃丰腴,鲤鱼肥硕——一张“莲年有馀”已经有了饱满的墨线。两个年轻人端着小瓷钟、坐着木板凳,慢慢地晕染着娃娃的脸颊。

  上午的光线正适合上粉着墨,年已花甲的杨柳青传人霍庆有在制作中的年画前踱步。等到年轻人的工作完成,他将一一给画中的娃娃“点睛”。虽是寸长之地,但却有眼仁、眼肉、眼青、眼白的复杂区别,需要前后十几道工序。年轻人说,“这个,必须由霍老师亲自完成”。

  杨柳青年画在这里传承了数百年,艺术上开出了繁花胜景,文化上亦培养出了一种对传统的虔敬。包括这十几道工序的“点睛”,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如同一场仪式——版,要杜梨木;纸,是四尺宣;画,须“贡尖”的品相;勾、刻、印、画要纯手工制作。老手艺人们相信,每一道工序都是再创作,每一笔勾描都是在复活父辈和祖辈记忆。

  在一个大机器印刷甚至3D打印的时代,杨柳青年画就这样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倔强。

  几度风雨杨柳青

  兴于明,盛于清——杨柳青创始的确切时间和具体人物已经很难考证。确切的是,这种民间艺术继承了宋、元绘画的传统,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、工艺美术、戏剧舞台的形式,在历史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韧劲与弹性。经历了战乱和盛世、衰败和复兴、王朝更替和政治运动,五百年来野火不尽、春风又生。

  对于“玉成号”第六代传人霍庆顺、霍庆有兄弟而言,杨柳青年画半个世纪以来的曲折发展,已经足够跌宕。

  “历朝历代都没有重视年画的,只有咱们党和国家重视。”上世纪50年代初,在接到来自政府复兴年画的资助后,父亲霍玉棠这样勉励霍庆顺。作为经历战乱的杨柳青老师傅,他找到了“景记”“新记”“静记”的五位艺人,共同成立了“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”(后扩大为杨柳青画店),开始了年画的复苏。

  1960年正月,周恩来总理视察了杨柳青画店,作出了更好维护传统文化的指示;几年后,郭沫若先生又为杨柳青画店题写了店名。十多年间,更多的星星之火在杨柳青镇亮了起来。

  这短暂的蓬勃最终因“文革”而结束。杨柳青的木制雕版或被刀劈火烧,或被充作他用,大量珍贵的“古版”就这样散佚了。

  有雕版,才有杨柳青,霍玉棠试图用自己的方法保住它们。“在院里挖了个大坑,从炕上扯下油纸包上木版,埋里面,再盖上砖。”霍庆有回忆,“黑天,打着手电筒偷偷埋的。”

  埋着雕版的地方土质疏松,慢慢地竟下陷成一块洼地,夏天一下雨,雨水都流向了那里。各自回忆起这一段时光,两兄弟都发出一声叹息:“木版最怕闷和捂,结果很多都不能用了。”

  在陈列着雕版的地下室,霍庆有向记者展示了一块当年曾被埋在地下的“古版”。与已经明显腐蚀疏松的边缘相比,雕刻完好的地方精致细腻,图案上窗前观花的童子与仕女表情灵动,连窗棂的雕花都是梅兰竹菊各有不同。“可惜了,”他说,“现在都不知道这幅年画叫什么名字。”

  好在,还有幸运的画版保存下来。“文革”后,随着年画文化的复兴,大量散佚的画版被找了回来,无论是政府牵头,还是由民间自发,古版的搜集和保护都日见成效。近年来,天津市西青区政府展开的木版年画普查工作已征集了300多块古旧画版、20多件绘制工具,挖掘整理了1500多种画样。

  新世纪以来,年画的传承保护越发有了紧锣密鼓的节奏:杨柳青民俗文化街建成,杨柳青木版年画节应时而生,年画作坊数量日渐壮大、文化衍生品日渐丰富。2006年,杨柳青木版年画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  从“贴年画”到“挂年画”

  “一块是水浒传,一块是大观园”,霍庆有费力地将这两块大型的雕版移到记者面前。六尺长的木版,场面宏阔却细致入微——仕女的环佩,英雄的冠缨,如有叮当清音传来。

  精细化与艺术化,是近几十年来杨柳青年画的发展趋向。早年间,年画是贴在门上、灶上、水缸上的,“粗活”很有市场销量。现在,年画是裱在画框里、挂在客厅里的,是文化展演、是外事礼品,精品化几乎是必然的。“从贴年画变成了挂年画,”霍庆顺说,“几文钱的‘粗活’已经被市场淘汰了。”

  与时俱进,当然也会涉及另一个问题,如何创新?在传统的娃娃题材、仕女题材、民俗题材和神话故事题材之外,这个世纪的杨柳青能不能容得下这个“新”?在杨柳青年画协会会长李艳成看来,这是杨柳青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
  “咱杨柳青随着历史的沿革,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变化,到目前为止的好多题材、画样,也都是在历史中积累下来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曾有‘八个样板戏’的年画、‘学雷锋’的年画呢,家家过年都买。”在一次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中,李艳成灵感突现,将大陆赠送给台湾的大熊猫“团团”“圆圆”和杨柳青传统的“娃娃”画在了一起。同是娇俏可爱,一样憨态可掬,两种文化符号相遇,效果却相当和谐,受到了台湾同胞的普遍好评。

  不是每次创新都能这么成功。大多数情况下,“新”带给年画艺人的是一种双重担忧的复杂心绪。一项传统艺术,没有“新”,就没有活力,但过于“新”,则会丢失传统味道。更何况,“新”字背后,还可能跟着产业化和文化浮躁。而这个势头已经在年画市场化发展的20年中凸显出来,“胶印版、铅印版、PS版、电脑喷绘版现在都有了,”霍庆顺认为,“这也是年画,但是是没有价值的年画。”

  “一个搞科技的朋友用机器给我刻的,一个是手工雕的。”在巨大的桌案前,他向记者展示两块雕版。的确,即便外行人也一望便知,活灵活现的娃娃造型也掩盖不住机器雕刻的呆板。

  守住文化的大本,只有通过这细致的“切磋”“琢磨”才能做到。传统工艺的创新,也因此成为了更难拿捏的分寸。

  固本,更要开新

  使用“丝版”作画,就是一种令人纠结的“新”。

  杨柳青年画数百年来都是木版年画,木版与手绘被认为是它的重要特色,甚至由于杜梨木本身尺寸局限而造成的“接版与断线”,现在也成了一种表明身份的文化胎记。以“丝版”代替“木版”,一种视角来看是创新,另一种视角来看是反叛。

  其实丝版作画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。对另一位杨柳青代表人物“年画张”张克强而言,这种探索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。“我一开始也是按照传统的技法去做。后来发现,因为市场的浮躁,现在的雕版者容易把画家勾出来的线变形,这样艺术魅力就大打折扣了。”张克强对记者说,“后来发现丝版更能复原画家的线条,比如说范增的线,勾出来就是原原本本范增的线。”

  木版是杨柳青身份的一部分,但在他看来,木版的使用也是当年历史的条件所限。相反,丝版“勾出来的线条就像自己画国画一样,艺术限制更少”,而且“也获得了市场认同”,这在艺术上和市场上都显现出一种现代的适应性。

  据说辨别木版画和丝版画最简单的方法是看题字。两幅“莲年有馀”放在一起比照,木版字迹能看出木纹,有朴拙感;丝版字迹沉实,有鲜亮感。至于风格,则是各花入各人眼。

  与霍庆顺这样坚定的木版画传承者相比,张克强似乎更愿意抽象地理解杨柳青的“版”,无论是一张丝网还是一块木版,都是为了更逼真地呈现画家的艺术水准。耐人寻味的是,不同的观点并没有撕裂这项民间艺术,兼容并蓄的文化容量是采访中两个人都强调的。“我坚持传统工艺,但这(和丝版)不矛盾,各有各的特长。”霍庆顺说。

  传承者们更关心杨柳青年画所保有的文化味道——在大机器印刷时代对手工创作的坚持、在产业化浪潮里对作坊式制作方式的坚持。那些貌似麻烦的执拗——“刷完要晾半年”“出画最快也要一个半月”“每次都是自己勾线,哪怕是一个小品”,给了杨柳青年画时间的味道、文化的分量。

  所谓传承,就是这种坚守;所谓创新,也要从这里起步。老手艺人们都明白,勾、刻、印、画虽然耗时漫长,但这当中,有绵密的生活滋味,有审美的情趣和丰沛的情感,有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秘而不宣的叮嘱——大机器隆隆作响,只有耐着性子的人们才能听到。(记者 刘文嘉 陈建强 光明网记者 朱 斌)

责任编辑:李芊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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